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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黔東田氏土司沿革談“改土歸流”的歷史必然性

                           作者:李婧倩  信息來源:土家族文化網 


【摘    要】田氏在思州的土司統治,是封建王朝“羈縻”少數民族的典型代表,不僅是封建王朝“統”主張的具體實踐,加強了民族團結,同時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但是,具有羈縻色彩的“田氏土司”制度在明朝時期,逐步顯現其弊端,于是歷史發展規律選擇了“改土設府”罷黜田氏土司。本文通過黔東田氏土司的興衰史跡,窺探田氏土司制度的弊端和“改土設府”的歷史必然性。
【關 鍵 詞】改土歸流  田氏土司  影響

    土司,即土官,顧名思義,就是土生土長的原住民首領。土司制度指朝廷在鞭長莫及的邊遠山區(主要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官(土司)世襲制,以土官治土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條件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施行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措施。
    施行“土司制度”的少數民族地區,其首領大多是一個家族世襲地方土司,因而,可以說一個地區的土司統治的歷史就是一個家族發展的歷史。
    據《寰宇記》載,“思州,自戰國以后,土地與黔中同……”,思州乃今貴州省前身。如果我們要去了解貴州省的歷史、了解思州的歷史就不能離開“田氏土司”。因為思州設治長達1300多年,而由田氏掌控就有800多年。在思州地區,田氏土司在八百年里扮演著地方統治者的角色,絕對掌控著思州,田氏土司對黔東地方甚至貴州設府建省前后的文化、經濟、社會生活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思州田氏土司的變遷
    思州[1]是田氏世領之地,可以說,黔東思州的土司統治史,也就是田氏家族的興衰史。
    田姓本為巴渝地區大姓!靶U者,槃瓠之后,族類蕃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為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2]。 由此看出,田族是巴蜀地區的原住民和大族。據《史記》載,“(周武王)三十五年(前706),楚伐隨。隨曰:‘我無罪!唬骸倚U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人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S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三十七年(前704),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逼浯笠鉃,楚國熊通在請求王室尊重楚時提到,他的先人追隨文王,王成業之后,讓其子封地居楚地。后熊通自立為王,開拓并且占有了濮地?芍锸显缭趹饑鴷r代就已開始統率濮地,同時也說明田氏是楚國的望族[3]。
    田氏從思州自有建置(621)以來,直到明永樂十一年(1413)改土設流的791年里一直統治著思州,其世襲時間之長。田氏統治思州的近八百年歷史,在當地更有“田氏天下800年”之說。
    而田氏在思州的實際統治,應該從黔東北土家族田姓始祖田宗顯算起。據《田氏宗譜》載,黔東北田氏始祖為田宗顯,祖籍山東高昌府,秦始皇遷天下大族,楚之昭、屈、景,齊之懷、田以實關中,而遷居山西代州雁門郡。漢高祖復遷吾族于京兆路藍田縣,居爛泥村。隋文帝開皇二年(582),黔州(治今彭水)苗夷屢叛,大臣蘇威題奏授宗顯開黔太守知黔州事奉詔征討[4]。田宗顯治黔后,民夷咸服。于是茲土大治,民樂太平。據《田氏宗譜》考記:“隋末(617年)陜西天鵝山白蓮教金頭和尚叛亂,調黔中刺史田宗顯往征,兵至天鵝山與戰,賊潰奔成都,追及復敗走渝城,潛往小河,踵至漆地(后坪金竹山下),建牙(通衙),訪賊至石馬,問住民何所,答以石馬故庸州也。宗顯以山水秀麗,土地肥饒,兼之城郭依然,迨賊受首,遂家焉(是為田氏入踞思州之始)”。清道光《思南府續志》、民國《沿河縣志》、《田氏家譜》也有“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宗顯為黔中刺史知黔州事,民夷率服,朝廷誥封為國公節度使。隋末,田宗顯奉命鎮管黔中思州一十八渡、沿河四十八堡。世居石馬。至明永樂十一年(1413)改土歸流廢,傳26世歷831年!钡挠涊d。這些資料都能證實田宗顯帶領十大姓開辟黔州后,開啟了田氏思州800年統治。在田宗顯之后,其后裔在隋、唐朝,接連被授官,管理思州等地。田氏在思州開始扎根,發展。
    宋大觀元年(1107),田宗顯十四世孫田祐恭請求內附朝廷,情愿為朝廷王民,開辟了在中央統一治理下少數民族發展的時期。據嘉靖《思南府志》載:“政和間,蕃部長田祐恭被召入覲,舉止不類遠人,徽宗異之,問其故。曰:‘臣門客夏大均實教臣!蠍,厚賜之。拜大均保州文學!碧锏v恭因善于學習宋朝文化,被宋徽宗厚賜為蕃部長,統領思州疆土。田祐恭身經百戰,屢建奇功,頗得朝廷信任。曾三次被召入京,朝廷賜以金帶、銀器、鞍馬等物,并擢升官職。大觀元年(1107年),奉命建筑思南州。政和二年(1112年),黃陽洞酋首冉萬花叛亂黔、思等州,田祐恭奉命征討。政和五年統義兵策應瀘南,解梅嶺堡之圍,智擒卜漏,平二州八縣及諸屯30余城,拓地2000余里。朝廷授忠義郎轉武翼郎。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朝廷令田佑恭在籍地今思南德江一帶重建思州及務川縣,佑恭為守令。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王辟進犯歸州,思州田氏兵討伐,平之。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房州郭希進犯歸州,田佑恭帶兵平息。此后,田祐恭多次奉令出征平亂并抗擊金人人侵屢次出征。田祐恭的多次出征不僅為宋王朝平叛了動亂,得到了宋王朝的嘉獎與信任,同時也在思州擴展了自己的勢力?梢哉f田佑恭是思州田氏歷史上的開拓者,田氏在田佑恭時期得到較大發展。
    從隋朝田宗顯開始到宋朝的田氏后裔,朝廷命他們在思州的統治,他們雖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土司,但是其統治的實質是土吏、土官、制度的施行。而土吏、土官制度實質上是元代土司制度的前身。
    元代以前的各個朝代施行土官制度(羈縻制度),要的是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承認受中央朝廷管轄,納貢稱臣。朝廷只要能牽制著少數民族地區,讓其領地不發動亂,不影響政權的穩定。其本質跟土司制度相同。都是中央朝廷控制少數民族地區的手段。
宋末元初,思州田氏發展成為貴州四家最大的土司之一。元代時期,中央在地方設行省,將全國劃分為10個行省,行省下設路、府、州、縣,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土司制(元朝將歷代統治者在羈縻政策下建立的土官、土吏制度發展成土司制度)。據《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廷下令:“能率所部歸附者,官不失職,民不失業”,思州隨之正式施行土司制度。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田宗顯二十一世孫田景賢以地降元,知思州,管理思州。田景賢歸附后,元置新軍萬戶府,不久,改為思州軍民安撫司,田謹賢為安撫使,領鎮遠州、務川縣、九個蠻夷長官司。隨后,思州治由務川遷龍泉坪(今貴州鳳崗),置龍泉坪和水特姜(今思南)兩長官司為附廓。后因平龍泉坪治所大火,思州治遷至清江(今貴州岑鞏)。至元十七年,思州治還舊所,重新歸置龍泉坪。
    可以說,思州處于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元朝廷對思州地區以及思州田氏很為看重,元至正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賜給思州田景賢所部的軍隊衣服和一定的軍費。元朝時,朝廷更是多次招用思州軍隊遠征。思州的轄地更是之前有了很大的擴展,遠遠超出唐宋時代的思州。以今天的地域來看,其地域大致東起湖南永順、保靖,西到貴州鳳岡、務川、一線, 南至黔南荔波、從江一線,北到重慶酉陽,幾乎占了貴州的三分之一兼及湘西的一部分,其地域之遼闊。與同一時期周邊其他土司勢力相比,思州土司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傆^整個元朝時期,田氏土司一直跟元朝廷保持這很好的關系,田氏土司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很大發展,勢力得到進一步的擴展。
元代土司制度雖仍用各民族的首領進行統治,但是較以前歷代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僅是“羈摩”的控制來說,實行土司制度之后,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較之前朝代確實加強了很多。
    元代后期,田族內部開始出現裂痕。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取太平,任思州宣撫使的田仁厚歸順朱元璋,并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此時,雖然田仁厚仍為務川、邛水、信寧等十縣,龍泉坪、水特姜、沿河祐溪等三十四長官司的宣撫使,但是,身為鎮遠知州田茂安卻對其堂侄田仁厚統轄身份甚為不屑。元末,明玉珍占領川蜀之地,為了要牢牢守住川蜀地方,對鄰近的思州土司采取了拉攏招撫之策。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田茂安將其轄地以獻明玉珍,自創思南道都元帥府(很快又改為思南宣慰司),田茂安自任宣慰使,授其長子田仁政為龍泉坪長官司,授其次子田仁智為鎮遠州軍民同知,授其三子田仁美治龍泉坪,為都元帥。這種情況下,田仁厚當然不滿田茂安“獨自為政”的行為。隨后田仁厚統兵攻破龍泉坪后殺死田仁政和田仁美,田茂安痛心而死。田氏的兩個分支結怨,田氏內部爭斗的大幕由此拉開。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六月初二,朱元璋平定湖南后,田仁智“遺其使來歸”,派遣都事楊琛向朱元璋交納夏明玉珍所授的宣慰使司,以表示歸附之心。朱元璋于是以田仁智轄地遙置思南宣慰司隸湖廣行省,田仁智仍任思南宣慰使。明洪武五年(1372年),思州土司田弘正(田仁厚之子)率其所部蠻夷長官納獻貢物,朱元璋高興之下,令田弘正繼承其父思州宣慰使一職。因背叛和殺戮的導火線,本為同宗同族領轄的思州一分為思州和思南兩個宣慰司,分別由兩個田氏土司統治。而在之后,思南和思州兩田氏土司本就舊仇未消,更因爭議今萬山汞礦區域等地,尋釁爭斗不已,又添新恨。明成祖年間,思州宣慰司田仁厚孫田琛和思南宣慰司田仁智曾孫田宗鼎爭奪邊界今萬山汞礦“砂坑”,將兩思的矛盾推向頂峰。
    明成祖永樂八年(1410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副使黃禧結怨多年,互相向朝廷奏表對方罪責。明朝廷考慮到思南的管理和穩定,決定寬待田宗鼎,改授黃禧為辰州(今湖南沅陵)知府,將黃禧調離思南。不久,由于思州宣慰使田琛與田宗鼎因為爭“砂坑地”矛盾激化,調離思南的黃禧本心存不服,于是黃禧和田琛勾結,意圖聯合滅掉田宗鼎!疤镨∽苑Q天主,黃禧為大將,率兵攻陷思南。宗鼎挈家逃走,田琛殺其弟,掘其祖墓,并戮其母尸”,雙方斗得不可開交。于是,田宗鼎上奏朝廷,明成祖勒令田琛和黃禧同赴北京當面接受質詢,而田琛、黃禧二人不但拒命不去,還暗使人潛入教坊司伺機為亂,事被察覺敗露后,朝廷又派蔣廷瓚召見二人,田黃仍然抗旨不見。圣怒之下,朱棣便派鎮遠侯顧成率兵抓到田琛、黃禧二人押到京城問罪。然而,田琛妻子冉氏非常強悍,見其夫被抓,就唆使誘導臺羅等寨的苗民反亂。當時,朝廷有人主張派遣田琛回思州招撫以免罪,但明成祖朱棣不許,還下令顧成剿殺臺羅諸寨,苗首普亮被斬,田琛、黃禧也因“為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邊釁,屠戮善良,抗拒朝命”之罪而下監獄,田琛不久被殺。
    朝廷本念田宗鼎仍可救藥,下令回思南復原職。但田宗鼎不聽,執意報復朝廷。明成祖認為田宗鼎已經獲宥免罪,但迷途不返,不知自省,將田宗鼎囚禁打入牢獄。田宗鼎在獄中供出其祖母和黃禧的奸情,其祖母以牙還牙揭發田宗鼎縊殺其母,瀆亂人倫的罪證。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命刑部治田氏紛爭之罪:“田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為民害。琛不道,已正法。宗鼎滅倫,罪不可赦。其思州、思南之三十九長官司地,更為郡縣,貴州布政使司轄之”。廢黜思州、思南兩司,取消土司世襲制度﹐改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進行“改土歸流”,在貴州撤司設府。至此,強大的田氏宗族勢力在黔東的統治覆滅,長達八百年的田氏統治成為歷史。
    三、田氏土司統治的影響
    田氏在思州的土司統治,是封建王朝“羈縻”少數民族的典型代表和象征,不僅是封建王朝“大一統”主張的具體實踐,加強了民族團結,同時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但是,隨著歷史發展和本身的缺陷,田氏土司制度最終在“改土歸流”下被廢除,成了黔東一段歷史的標記。
    1、田氏土司統治是古代王朝處理民族地區行政制度上的創舉。
縱觀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在對立與統一、和平與戰爭的演變歷程中,歷朝歷代王朝與少數民族地區的關系是“歸附與獨立、羈縻與武治”的交替。唐宋王朝推行“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的政策,旨在牽連、束縛和籠絡少數民族地區首領,使之不生“異心”。 執行羈縻政策的地方,王朝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進行 “恩威德政”并治,“‘以夷制夷’、以土官治土民”,使朝廷中央的敕詔在少數民族地區能夠得到貫徹。封建王朝中央統治階級利用少數民族中舊的貴族進行在政治上進行統治,在經濟上“讓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下去,滿足于征收納貢”。
    田氏家族在西南的土司統治,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建制之上發展而來的。唐玄宗置黔中道時,除了設置與內地相同的十八個經制州外,還設置了四十九個羈縻州。這是唐代處理民族地區行政制度上的創舉。永隆間(680年),田宗顯曾孫田克昌一支離開黔州到務州(今沿河縣城)建立羈縻州思州城。思州羈縻州是對少數民族實行羈管制度的產物。羈縻州刺史為全州首腦,由朝庭任命本地民族的首領擔任“皆得世襲”;州內所有官員(包括各縣的縣令)都由當地族人充任,“全其部落,順其土俗”[5],住在原地,照舊生活,不被征收賦稅,不需呈報戶口,允許自己保留軍隊,不限制其數量。只在刺史之下,設立由中央派出官員擔任的“長史”代表中央“就其部監領之”[6]宋朝蕃部長田祐恭歸附,使古貴州一直成為中央統治版圖之一。
    宗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田宗顯十四世孫西南夷蕃部長田祐恭入朝內附。宋朝雖然國力強大,但歷代皇帝重文抑武,對周邊勢力強大的少數民族軍事集團和西南少數民族也實行羈縻政策。羈縻州刺史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控制,內亂不起,外患不入,與朝廷保持良好的關系。
    田氏土司在思州的統治,是特定歷史需要前提下,由于一定時代的需要產生的。中央朝廷需要通過田氏土司來管轄其力之所不能及的偏遠地區,田氏土司在思州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穩定統治,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整個國家的穩定。
    2、田氏土司統治促進了地方經濟繁榮和文化發展。
    為體現民族好地區的歸屬,田氏自隋田宗顯起定期向中央“朝貢”當地的土特產或珍奇異物,朝庭以數倍于所貢所值賞賜。據史料記載:銅仁府所屬省溪司、大萬山長官司產朱砂,大萬山又產水銀;思州所屬的施溪、黃道溪長官司和思南府所屬務川縣和印江長官司、蠻夷長官司均產朱砂水銀。其中,務川一縣就有板場、木悠、巖前、任辦4個礦坑[7]!秳沾ǹh志》記,隋大業七年(614年),黔中太守田宗顯向朝廷納課水銀190.5斤!百F州布政司屬府歲解水銀227斤,朱砂16斤8兩。思南府,歲解水銀一197斤8兩;水德司4斤,蠻夷司3斤,婺川縣169斤8兩,印江縣23斤。銅仁府,歲解水銀29斤8兩,朱砂16斤8兩;省溪司11斤,萬山司5斤8兩” [8]。使婺川縣的水銀產量成為貴州最大。這些民族地區,因“砂坑之利,商賈輻輳,人多殷富”。
    宋時,田佑恭統治思州期間,刻意學習漢文化,風氣所至,老百姓得到漢文化風氣渲染之先利,一改土司統治天生的封閉特征,創設了貴州最早的“鸞塘書院”和官舟永福寺等教育、佛教場所,中央王朝對民族地區的民族風俗習慣進行行政干涉。 “正統初,蠻夷長官司奏土官衙門婚姻,皆徒土俗,乞頒恩命。帝以土司循襲舊俗,因親結婚者,既累經赦宥不論,繼今悉依朝廷禮法,違者罪之!盵9] “……本府新設儒學廟堂齋舍未備,生徒講肄無所,欲發民創構,未敢自擅。上曰:‘遠方初開學校,若無廟宇齋舍,何以飭祀事,變夷俗!げ繌钠渌!盵10]此種興辦教育之舉,客觀上對發展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起到了積極作用。當明王朝以中央政令的方式在其新的行政屬地開始推行改土歸流后,尤其是實行科舉取士,許多文化名人步入中央王朝大殿[11]。
    從唐代到宋末一直延續了661年的羈縻州,加強了民族團結,也促進了文化交流,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而到了明朝,土司制度的發展帶動了思州的社會經濟發展,思州及思南等地的經濟得到了超過前代的發展。嘉靖《思南府志》云:“夷佬漸被德化,欲效中華,務本力墻”;“多巨族,負地望,頗以富足夸詐”。這些都表明了田氏土司在思州的穩定統治,給思州的經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環境。
    田氏土司統治時期,少數民族和漢族得到更多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思州當地的少數民族(如土家族、苗族等)的發展。
     3、“改土設府”取代田氏世襲統治制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雖然田氏為貴州歷史上最著名的望族大姓,史有“思播田楊,兩廣岑黃”稱譽;如果沒有田氏同宗同族相煎、同根同源背離、叔侄結怨相斗,恐怕“思播田楊”的美譽會更久遠。因為歷史的潮流和政治的變革以及貴州府治的存在,雖然無需以田氏的興衰為前提,但它總是在一個民族或一個政治內部矛盾的作用下永遠向前的。因為,田氏統治的矛盾客觀上已經不再適應歷史發展,而田氏同宗同族相煎、叔侄結怨相斗就是這個統治矛盾的外在表現,客觀上導致“改土歸流”取代田氏世襲思州的制度。
    元朝開始實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經常出現“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蓖了炯易鍍炔恳步洺0l生械斗和戰爭,為爭奪土府繼承權而互相殘殺。如田琛和黃禧二人和田宗鼎的爭斗,使百姓受到嚴重殘害!八翙M虐人,人甚苦之”[12]。
    而且,當地土司統治,長達數百年,在當地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族勢力,且由于地域距中央較遠,天高皇帝遠,力之所不及,土司統治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有規模的地方割據,而這樣的地方割據發展起來,開始獨立自立的想法,不服中央管理,如,田琛就大膽違抗圣命。世代沿襲的土司割據嚴重影響了中央政權的大一統統治。
     為了解決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據的積弊﹐明清兩朝的統治者主張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明朝政府為了全面控制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以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和依靠少數民族地區的部分土司和派遣的流官來維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秩序。
    從田氏土司“同族操戈”、“相煎太烈”從而導致“廢司設府”的政治變革的歷史看出,思南、思州的改流,決非偶然。從表面上看,似乎因田琛和田宗鼎之爭引起,但實際上卻是因社會改變,必須改革了,土司制度畢竟是落后生產力和滯后政治環境的產物,每時每刻都顯現出其落后性,當明朝時期思州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之后,這種制度已經開始束縛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且,明王朝強大自己的實力以后,不可能允許地方割據影響中央政權的情況產生。而田琛和田宗鼎的爭斗,恰好為明朝廷提供了好的時機,去消除土司制度帶來的壞的影響。能改變思州的政治格局,讓明朝廷更直接地管轄思州。
    明永樂十一年,撤銷思南、思州二宣慰司,設置銅仁、思南、石阡、烏羅等八府,不僅是當時國內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明代貴州“改土歸流”的主要標志,對銅仁乃至貴州全境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改土歸流使得當地大多數土司被廢除,但為了維持改土歸流后思州地區的社會秩序,不得不繼續依靠沿用土著宗族的勢力(不會對中央統治造成威脅的宗族),實行“土流并治”,派流官前去管理、監視土司。如今貴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縣(位于黔東北,屬思州),從雍正五年(1727年)起開始土流分治,先后設吏目、彈壓委員、分治委員。雍正五年(1727年)置思南府沿河祐溪、朗溪二長官司府,設吏目(流官)各一員,加州同知銜,以稽查土司。沿河祐溪長官司從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設置以來,歷經元明清三代,土司世襲制經歷了629年,直至1914年才退出歷史舞臺。
    盡管改土歸流后﹐部分上層土司不甘心失敗﹐時刻圖謀復辟。同時有些清軍在新地區肆行搶掠,有的流官不善于經理﹐驟然增加賦稅﹐興派徭役,自身又貪贓勒索。加之新設營汛部伍大多從鄰近地區抽調而來﹐致使原來地區力量空虛。這就使原土司有了叛亂借口和可乘之機。但是從總體來說,這些勢力都很小,并沒有形成像之前田氏的那種強大勢力。思州的改土歸流,打破了田氏家族在黔東地區一家獨大的局面,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央政權,鞏固了中央對黔東地區的統治。
    總之,“改土歸流”罷黜了田氏土司統治,動搖了土司“世襲”政權,減少了西南少數民族叛亂因素,加強了中央對邊遠地區的統治,極大程度地增強了西南少數民族與內地經濟、文化、科技的交流,促進了西南邊遠地區社會的向前發展,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作者為貴州沿河民族中學教師 )

參考文獻
1、  韓宗祥-《國之寶——思州石硯》-2007-6-5
2、 王明析《務川歷史古籍文獻資料輯錄》政協務川文史資料第13輯導言,2010·3出版。
3、 《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志》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地方志辦公室  1993·9出版
4、 《明清時代改土歸流后黔中少數民族區域社會的變遷》高應達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6
5、 《“兩思”地區改土設流的歷史成因及其背景》瞿政平《銅仁日報》2012·10·27第二版

[1] 1999年版《辭!纷ⅲ骸爸、土司、府名。唐貞觀四年(630)改務州置。治務川(今貴州沿河東、宋移至今務川)。轄今貴州務川、沿河、印江和重慶酉陽、秀山等縣地,唐末廢,北宋末復置,不久廢,南宋初再置”。
[2] 引自《周書》。
[3] 據《資治通鑒》載:“周紀二,顯王七年(前362),……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濯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于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薄稇饑摺份d:“……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4] 引自(嘉靖)《思南府志·名宦志》)。
[5] 引自《資治通鑒》卷193頁。
[6] 引自《唐會要》卷96頁。
[7] 引自《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和《弘志·貴州圖經新志》等文獻資料。
[8] 引自(嘉靖)《思南府志》。
[9] 引自《明史》。
[10] 引自《清實錄》。
[11] 嘉靖《思南府志》記:“政和間,藩部長田佑恭被召入覲,進止不類遠人,徽宗異之,問其故?曰:‘臣門客夏大均實教臣!蠍。厚賜之,拜大均保州文學!
[12] 引自《明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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